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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郊外回来，李长安全身心的投入到评论文章的筹备上来。

    在这个没有知网，没有数据库的时代，想要写一篇经济论文的难度，大概相当于普通人写出一首《明月几时有》。

    以诸位新人的能力，还不足以单独完成此鸿篇巨著。

    “韦明，按照表格统计法，你以十年为一周期，把各产地的茶税统计一下...”

    “韦民，你来做这个，榷货务的茶叶贸易变动曲线...”

    “徐植，你到开封府架格库去一趟，查一查三大贸易线的茶货总量变化...”

    不再以锻炼人才为中心，他开始直接指挥。

    一个个人分派出去，一项项数据慢慢浮现，编辑组的人渐渐意识到，自己在做一项伟大的工程。

    朝廷正式记载茶税，是从真宗开始。

    天禧五年，朝廷所征收到的实物茶税为一百一十七万斤；到仁宗治平年间，实物税改货币税，每年大致能收到八十五万贯；英宗之后，税额逐渐增高，眼下大致在一百二十万贯。

    令人感觉吊诡的是，按照榷货务每斤茶五十到七十文的课税，再加增交易税，最终税收量跟在册茶园产量对不上。

    不只是对不上，而是差了一个数量级。

    按照课税，大宋应该只有两千万斤茶叶参与了规模性贸易。

    然而全国四十多个产地，数千座大型茶山茶园，光是在册的部分，每年就要产出八千万斤茶叶。

    加上私营茶园，少民所占据的部分山茶产地，宋境之内，一年茶叶产量应该超过一万三千万斤。

    显然，有一大部分，官茶成了私茶。

    如果能把大部分茶叶都征税，或许朝廷一年就能增收八九百万贯。

    当李长安说出这个猜想的时候，大家都狠狠的兴奋了一把。

    只有这样惊世骇俗的观点，才能对得起大家酷暑之中鏖战的辛劳。

    “大家再加把劲儿，文章做完，我带大家到望海楼去点花魁！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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